王毅：您的父母都是老八路，也都是作曲家和作词家，对您从小有怎样的熏陶？怎样引着您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对现在的家长和孩子们又有什么启示？

  王晓岭：我出生在1949年的秋天里。那时候，我父亲王引龙和母亲刘薇都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工作。在随党中央从西柏坡向北平挺进途中的一个黎明，我母亲生下了我。望着拂晓时曙色朦胧的山岭，他俩便为我起名王晓岭。

  我的父亲是作曲家，母亲是第一代女词作家，他们都曾任职于原战友歌舞团。因此，在我的整个青少年记忆里，都充满了鸽哨声和部队大院嘹亮的军号声。

  我的母亲曾创作过《战士歌唱东方红》《老房东查铺》《走上练兵场》等许多非常著名的歌词作品。她的词风非常朴实，基本不用形容词，都是战士们的大白话。比如，《看见你们格外亲》中的“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走上练兵场》里的“一天不摸枪，手里就发痒。一枪没瞄好，吃饭也不香”，都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从战士的语言中提炼出来的。听着父辈们的军歌长大，使我深深地爱着军歌，这是我一生的情结。

  我母亲在创作上的扎实作风让我受益终生。要说对我影响最深刻的，还是母亲的为人。她下部队从来不是走马观花，他们老一辈都是这样，打着背包蹲连住班，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我曾经和母亲一起去基层部队采风走访，每到一个连队，她都会用小本子记下战士们的名字。她就像老大姐一样，战士们喜欢什么、平时爱说什么，她都会记下来。

  母亲的平易亲和，让我自愧不如，同时也令我受益匪浅。她从来不会对我耳提面命，但她对我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受母亲的熏陶，我要求自己，每年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在原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工作期间，我带着文工团演出队和创作组走过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的几乎每一个哨所，登过舰艇，上过坦克，还钻过前沿阵地的猫耳洞。

  现在的孩子大多在城市里长大，但城市会让人浮躁。只有常常走出城市，走进生活，才能抛却浮华，找到生命存续的真谛。

  王毅：您很年轻的时候就创作了《站在哨所望北京》，直到今天仍经久不衰。当时是怎么创作的？

  王晓岭：1969年4月，从北京四中毕业后，我前往山西当兵，开始了七年的连队战斗生活。在那期间，站岗放哨、野营拉练中一点一滴的体会，我都习惯像父母那样，用纸笔细心记录下来。拉练时，一天背着背包走二百里路，好不容易能够沾床休息一会儿，我一边挑着脚上的水泡，一边还仔细琢磨着行军路上的感受。

  一天夜晚，在站岗时，我望着天上的月亮，不知不觉中，一首军旅诗便在胸中涌动。赶紧拿笔写下来后，我便把诗寄给了远在北京的妈妈。后来，这首稍显稚嫩的《站在哨所望北京》，被妈妈送给《十五的月亮》词作者石祥老师，请他指导。石祥老师认为我孺子可教，仔细斟酌后，将前两句改为“南来的大雁，北去的风，站在哨所望北京”。原诗是怎样开头的，我早已忘记了，但我始终记得石祥老师的润色。

  在山西当兵期间，我经常给母亲写信，诗和歌词都寄了不少，让她帮我润色修改。可我写了那么多，她却常常是一个字也没改，久而久之，我的心中不免生出了一点儿埋怨。这个心结直到1976年我从山西调回北京时才化解。那天，当风尘仆仆的我一进家门，母亲便送上了一份礼物，就是我手抄的一沓厚厚的稿纸，上面全是这些年来我寄回家的作品。

  现在回想母亲的心态，这应该就是她的一种特殊关爱吧。我觉得她是这样想的：没什么可改的，你有你们这一代的体验，我有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就像我现在不轻易去改年轻人的作品一样，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

  王毅：改革开放之初，您曾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13首流行歌曲，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情？

  王晓岭：我的创作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就是我创作的全过程。有记者曾结合我的作品评价：“时代变迁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76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军乐团创作室，开始了专业创作。那一年，我27岁，由于历史的机遇，一进团就写出了传唱全国的《三唱周总理》。197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在音乐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风靡一时。通俗歌曲近人情，音乐形态也容易让年纪轻的人喜欢，是最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的。当时，内地的流行音乐尚在萌芽阶段，港台流行歌曲几乎一统天下。我敏锐地觉察到，通俗歌曲擅长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的世态人情变化。

  有一天，中央电视台的《九州方圆》剧组向我发出邀请，他们同时还找到了军乐团作曲家季承、晓藕，说希望用“歌会”这种新形式来歌颂改革开放，我们三个一听都特别高兴。按照脚本的设计，整场歌会需要13首歌，而所有的歌词创作，都是由我独自完成的。著名歌手程琳的《风雨兼程》，就在这13首歌曲之中。

  1984年春天，我为此专程去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幅标语，醒目地矗立在道路两侧，摩天大楼从昔日的小渔村拔地而起。我在深圳待了半个多月，眼看着国贸大厦“长”了两层。出租车、度假村、歌舞厅……深圳充满了让我感到惊奇的新鲜事物，在当年的北京入夜后街道上就没什么商铺灯光的时候，深圳已经是一座五光十色的霓虹之城了。

  坐着年轻女司机驾驶的出租车夜游深圳的画面，就这样被我写进了《夜色阑珊》：“晚风吹过来，多么地清爽，深圳的夜色绚丽明亮。”从全国各地来打拼的人们成为《风雨兼程》的主角：“那天你要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山高水长路不平，愿你多保重。”深圳本土人对家乡的热爱，则在《深圳情》中作出了真挚的表达：“深圳春也深，深圳秋也深，世上多少美的花，在这里扎下根。”

  我力求从各个角度观察描绘着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年轻”，是我对当时的深圳和改革开放最深的印象。那确实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当时才35岁，在那儿就感觉自己已是一个老人。他们速度快、观念新，打破了很多条条框框。我感到，那里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王毅：《当那一天来临》这首歌，是2005年军队“战斗精神队列歌曲”征集评选活动中的最佳作品之一。听说您是在深入连队、深入战士当中写的，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王晓岭：2002年，我带着原战友歌舞团创作组的们到部队采风。到了原第27集团军某机步旅“猛虎连”时，这个连队正准备进行海训。在俱乐部里举行誓师大会，全连所有官兵都在连旗上签字。我们也要求成为“猛虎连”的荣誉士兵，所以我和作曲家王路明等人也把名字签上了，很受现场气氛的感染。

  当时，为迎接全军汇演，我们正准备一台大型晚会，需要创作一批符合当代精神的军旅歌曲。同时，全军还在征集反映战斗精神的队列歌曲。写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猛虎连”誓师大会的场景，于是，“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这句话，顿时油然而生。

  前面说了，在我的整个青少年记忆里，都充满了鸽哨声和部队大院嘹亮的军号声，这两种声音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童年记忆中。因此，这两个声音，也就被我用在了这首歌当中：“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鸽哨声伴着起床号音。但是这世界并不平静，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可以说，这首歌的开头，充满了我的青春记忆。

  作为军人，必须要时刻拥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当祖国和人民面临危急时，人民军队该如何做？为了使这首歌深刻、感人，体现军人赤胆忠心的豪情，我用歌词作出了庄严的回答：“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放心吧祖国，放心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

  同时，我也想用这首歌时刻提醒着国人，莫轻易懈怠，要以一种居安思危的态度，防患于未然，时刻牢记历史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

  王晓岭：2013年3月，习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团全员会议时，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此后，有关部门感到，部队迫切地需要一首鼓舞全军将士投身到军队改革洪流中、矢志强军兴军的新时代军旅歌曲，因此找到我和作曲家印青，希望我们在最短时间之内写出一首教育引导广大官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献身强军实践的歌曲，在全军推广传唱。

  接受任务后，在深刻领会强军目标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基础上，我和印青回顾了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队列歌曲创作的一般规律，同时参考借鉴国外优秀军歌创作经验，经过反复探讨交流，很快确定了要创作一首服务于强国梦想，胸怀强军夙愿、富于时代气息，并且雅俗共赏、易于长久传唱的现代化人民军队的新战歌的思路。

  经过多次思考和推敲，我把“号角吹响”“召唤在前方”写进歌词的前两句。象征性的描述，激越地引领着歌词的开端，明确了“新征程”鲜明的时代感，把概念化的内容赋予了形象化描述。后面的“国要强我们要担当”，着重强调了强军与强国的相互关系。“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则自豪地表明了我军发扬勇猛善战的传统，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安全的使命感。

  在歌词中准确凝练地融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要求后，再经过反复思考，我在“副歌”的开端直接呼点“将士们！”——这既是时代对我军将士的庄严号召，又是我军将士自身的铮铮誓言。易于谱曲的四句式结构，也如期呈现出来，展开了强军主旨的内涵，用“敢较量”这一战士的生动语言，把我军不惧强敌、敢打必胜的意志也成功地表现了出来。

  一周后，歌词创作好了，初稿歌名是《强军之歌》。有关部门的建议把“之”字改为“战”字，一下子提了神。

  《强军战歌》歌词创作完毕后，我交给印青谱曲。印青的作曲特别符合我对这首歌曲调的想象，铿锵有力，很大气。

  词曲都完成后，我和印青先与部队专业歌手到北京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连队教战士们学唱，收集官兵的反响，之后把歌曲拿到原合唱团由专业演员演唱。随后，歌曲在报纸上发表，也被正式录成光盘下发到部队，很快在部队掀起学唱热潮。无论在野战演兵场、驻地军营，还是在演艺活动、赛歌会上，都能听到这首歌的激昂旋律。

  后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庆祝建军90周年沙场阅兵、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等全国全军重大活动和演出中，都演唱演奏了这首雄浑豪放的《强军战歌》，以及《当那一天来临》《我们从古田再出发》等新时代战歌，对全军以歌声统一步调、激发斗志、凝聚力量、提升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99年秋天，我带团演出队到伊木河哨所慰问。第二天一大早，我发现战士们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了演职人员。那一刻，我的心就和这些可爱的战士们连在了一起。3年后，我重返伊木河哨所，发现那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八千里路大北疆》中，我这样写到：“爱上你我走近你的身旁，穿过茫茫草原闻到那花香。额尔古纳流淌我青春的河，千年胡杨激励我意志如钢……”

  我和同事们在创作大型声乐套曲《西柏坡组歌》时，3年里9次前往西柏坡采风，从参观纪念馆到走访当年的村子，从与民俗专家交流到当地考验查证民情，对“西柏坡精神”的核心——“两个务必”和“进京赶考”的理解越加深入、透彻，创作灵感也源源不绝。

  然而，尽管这部作品反反复复修改了十余次，但其中的《天下乡亲》虽几经琢磨，仍然没找到作品的词眼。直到有一天，我们去了黑山大峡谷——曾在抗战时期走出平山团子弟兵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正真看到，60多年过去了，还有一些乡亲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住的依然是长满茅草的土房。村里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这句话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也终于找到了《天下乡亲》的关键：“风也牵挂你，雨也惦记你，曾经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你望眼欲穿的时候，我用什么来报答你？”

  要想使作品打动人心，首先要感动创作者自己。创作不能只坐在家里翻书本、查资料，必须到实地去体验、去感受。多到一些地方走走，从中得到的第一感受、第一认识，也许就会成为作品的核心警句。创作的路有千万条，深入生活是第一条。

  歌词要像种子一样种在生活的沃土与人民的心灵，而后才能种在纸上，插上音乐的翅膀展翅翱翔。可以说，我的创作灵感一直在路上。

  1993年，时隔10年后，我再次回到了当初的老山前线，看到昔日曾经在“猫耳洞”过患难的战友长眠在烈士陵园的墓碑下，崇敬和感怀之情油然而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到爹娘。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长。”

  生活的沃土让我们创作者有了坚实的创作根基，也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真正走进沉到人民群众之中，才能产生身临其境之感，避免文艺作品与真实的生活的隔膜。

  王晓岭：“我把歌词当诗写”，最早是由著名歌词作家张藜先生提出来的，我深以为然。

  假如歌词脱离了音乐，它将以什么样的面目存在？歌词作为能唱的诗，既有别于书面化语言，又不能缺乏诗意。这一个道理虽被普遍认同，把握起来却并不是特别容易，尤其是弘扬主旋律的题材。

  但我们也要看到，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和共鸣的弘扬主旋律的歌曲并不多，与人们对“高峰”作品的期望仍有差距。而通向艺术高峰的重要方法，就是注重和加强歌词的文学性。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迟子建对文学创作有过四个方面的建议，我想，这些对歌词写作也完全适用。

  把歌词当诗写，首先要有情怀地写作。如怎样理解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丰厚内涵？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化、公式化的表达，应当有人文关怀精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梦想，唯一以歌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他的《答案在风中飘》这样写道：“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男人？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弹要掠过多少次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亲爱的朋友们，答案在风中飘……”歌词敏锐地把握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在基于观察力和热情的基础上提出直抵内心的拷问。答案似乎难以琢磨，却又近在咫尺，引人跃跃欲试，不可放弃自己的努力。

  把歌词当诗写，其次要有酝酿地写作。歌词的产生，从灵感的闪现，经过构思立意，到语言定型，是一个艰苦酝酿的过程。如果不经历苦思冥想，见什么写什么，现炒现卖，作品就难有恒久的艺术生命。

  克明作词、额尔古纳乐队作曲演唱的《往日时光》，便经过了这样的审美积淀：“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伊敏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歌中有不曾磨灭的青春印记和冲动，怀念的是虽然贫穷却快乐的生活，回想一起走过的冬夏，心头就会潮湿温热。我们在追逐中国梦的路途上，从不缺少这样的故事和体验，每个人最初的梦想，一样能把它的实现过程真切地表达出来。

  把歌词当诗写，再次要有深度地写作。歌词的立意要新、精、深。如果笔触只在生活的表面滑行，只是大话空话套话的连接押韵，没有灵魂在场，欠缺历史想象力和深入生命体验的语言搏斗，留下的只能是一地鸡毛。

  华阴老腔与谭维维演唱的《给你一点颜色》，为咱们提供了一个突破瓶颈的样本：“女娲娘娘补了天，剩下块石头是华山。鸟儿背着太阳飞，东边飞到西那边。为什么天空变成灰色，为什么大地没有绿色……我们应该停下脚步，该还世界一点颜色。”歌中写到了对青山绿水的渴望，也有乡愁的意味，但它的思想内涵更深了一步，让我们认识到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对大自然秉持敬畏之心。

  把歌词当诗写，还必须是有难度地写作。歌词不单纯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件事情，而是要在陈述中有一种特殊的光辉呈现出来。这是有难度的，不能误解“我以我手写我口”。只有避免一味地平铺直叙，设置细部的安置和整体编织，才有机会诞生优秀作品。

  比如前些年火过的《南山南》：“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谷堆。南风喃，北海北，北海有墓碑。”这首歌的起句完全打破了惯常思维——南方怎么会大雪纷飞，北方为什么四季如春？开篇有了这个悬念，自然会引起人们倾听的兴趣。构置这个悬念不靠华丽的言辞堆砌，打开的是深层次的意会感知空间。文学语言的魅力往往不在字句的本身，而在词语之间产生的巧妙关联。这首歌的结尾是节俭至极的大白话，尽显了苍凉中透出的丝丝暖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话并不白，白话有诗意。

  总之，弘扬主旋律的歌曲在歌词写作中应避免常识性的偏差，厘清政治和艺术功能的边界，只有跳出杯水风波，才能写出大的境界情怀。